二、正视与控制贫富差距

    贫富差距过大的现实。近20年来，中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改革初期分别增长了 倍和 倍，分配制度上的平均主义“大锅饭”和“脑体倒挂”的格局均被打破，然而与此同时，居民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也日益严重。最新的调查统计显示，目前中国城市户均金融资产最多的20%的家庭，拥有城市居民家庭金融资产总值的 %，最低的20%的家庭，只拥有居民金融资产总额的 %。基尼系数是国际上通行的衡量收入差距的指标。一般来说，低于 属于收入过分均等，高于 属于差距过大，超过 则属于极度不平等，极易出现社会不稳定甚至动荡。收入差距的扩大，既有分配方式的市场化和改革发展的时空差所带来的影响（如企业改制过程中职工失业率上升等），也有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机制中非市场化的不平等、不合理因素的影响，而后者往往是出现畸形高收入的主要原因。例如，一些垄断行业和部门通过高定价或不合理收费取得暴利；一些机构和个人利用手中权力“寻租”，搞权钱交易，获取“灰色收入”“黑色收入”；一些人以偷税漏税、制假贩假、敲诈勒索、贪污受贿等非法手段大发横财，等等。这些不合理、不合法的暴富现象，加剧了分配不公和贫富两极分化。

  三、理性地审视贫富差距

    过大的贫富差距，目前已引起一部分民众的“仇富”心理，这种极端化的社会情绪，往往使人们在评判贫富差距问题时有失偏颇。其实，在理想中的“大同”社会形成之前，贫富差距的存在是一种社会常态，甚至是保证社会前进的动力。从理论上说，平等可分为机会的平等和结果的平等两类。从结果的平等而言，存在着“效率与平等替换”规律；至于机会上的平等，则大体是同效率相互促进的。贫富差距的扩大可以说是市场经济的规律，一定程度的贫富差距是市场经济富有效率的表现。

    当然，如果贫富差距过大而出现两极分化，在道义上，不符合社会公平原则，有悖于人道主义精神；在政治上，容易使社会不稳定因素滋生蔓延，甚至引起社会动荡；在经济上，财富的过分集中也可能妨碍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，影响经济均衡而高效地成长。因此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，我们不可能也不应该完全消除贫富差距，但必须把这种差距控制在合理的区间内，以保证社会持续协调发展。

    当前中国出现的不同阶层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和贫富悬殊的现象，主要不是由结果的不平等造成的，而是由机会的不平等造成的。如一些掌有权力的人利用手中的权力搞权钱交易而暴富、一些垄断部门的收入大大高于社会平均收入、城市居民的生存条件天生就比农村居民优越等等。对于机会不平等造成的贫富悬殊，需要通过市场取向的改革来解决，用市场经济制度去创造机会平等，并以此提高经济运行效率。

    缩小过大的贫富差距绝不是重蹈共同贫穷的平均主义。“大锅饭”式的绝对平均主义是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产物，我们不能因为强调缩小贫富差距而搞体制复归，不能用行政手段直接或变相地“杀富济贫”，不能把合法致富的富人拉入穷人的行列，反而应该继续鼓励他们创造更多的财富，并通过经济手段大幅提高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。这样做的好处是：一方面利用富人勤劳致富的示范效应激励低收入群体为自己“造饭碗”和积累财富，另一方面保护富人们扩大投资的积极性，从而为社会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，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以及整个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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